鐵路總醫(yī)院兒科原來在醫(yī)院東側，共占四個樓層面積，一層門診有七個傳染病隔離診察室，有供醫(yī)護進出的內門和供患兒進出通向院子的外門，藥房的窗口一側開在普通門診大廳，一側開在傳染病門診走廊，所以傳染病和普通病人絕不會混淆。一層門診有約80平米的候診大廳、普通診室、注射室、檢驗室?；純航涍^分診處分診后即可進入相應診室，流程有條不紊。樓上二至四層有三個病區(qū)（包括傳染病區(qū)），其規(guī)模之大和設施完備情況在綜合醫(yī)院中都是屈指可數的。

我選擇當兒科大夫并非因兒科的設施優(yōu)越。小時候我住在農村親戚家，家主偏信中醫(yī)，不信西醫(yī)。有一次我得了重病，生命垂危，一位醫(yī)生為救我的命天天等在大門口，最終還是那個西醫(yī)救活并治好了我的病。因此我立志要做一個中西結合的最好的兒科大夫。

我到鐵路總醫(yī)院報到時被告知分配到內科了，于是，我沖到人事科去，雖然我誰都不認識，就對他們說：“我不想當內科大夫，我要學兒科！”她們驚訝地看著我說：“內科可是大科，都想去呢。你想好了，不后悔？”我斬釘截鐵地回答：“不后悔！”就是這樣，我最終成為鐵路總醫(yī)院兒科的一員。

兒科王惠然主任是一位仁慈的長者，他領著我參觀全科，每走到一個嬰兒窗前，他都會熟練地喂患兒三兩勺水，并囑咐我說：“查房時別忘了給孩子喂水?！蹦菚r兒科沒有陪住院的家長，喂奶按醫(yī)囑準確無誤，喂水除新生兒外，程序不固定，所以王主任特別囑咐新員工，并以身作則做示范。他對新員工的成長十分關心，時常拿遇到的病例考考我。有天我正在門診看病，王主任領來一個八、九歲的男孩說：“陳大夫，給他看看。”我把孩子扶上診察臺，檢查后說：“主任，是膽道蛔蟲癥。”王主任滿意地點了點頭。

在兒科最初的日子里，我感覺還是很不容易的。每天早上七點前，我和另一個新員工要采集完全科要送檢驗的患兒血液。頸靜脈取血和股靜脈取血對新手來說并非易事，再加上患兒掙扎哭鬧及上下三個病區(qū)時間緊迫，時常弄得滿身是汗，有時很狼狽，所以必須五點前起床，把手表放在枕頭下面，一夜看兩三次，差不多天就亮了。取完血之后再吃早餐，之后給所管床的患兒查房，并完成血尿常規(guī)醫(yī)囑，為上級醫(yī)師查房做好準備。開完醫(yī)囑后的任何操作都有明確程序規(guī)定，例如，靜脈輸液護士輸不進液體，所管床的住院醫(yī)生要負責完成，如還完不成再由主治醫(yī)做，再完不成則由科主任做。無論何種操作，住院醫(yī)生都必須熟練完成。

門診的工作量更是驚人，我第一天到門診聽葛大夫對馮大夫說：“二馬，我昨晚太幸運了，才看了七十個病人！”我想：七十個還算少嗎？結果發(fā)現門診夜班果真是每夜一百多個病人，可以想象一個毫無臨床經驗的新手面對一百多個急診病人的情景，絕不只是徹夜不眠能形容的。

在那段艱苦學習的時期最關注我的就是兒科黨支部，黨支部書記孫鷗、黨員孫積坤、安瑞清、馮怡文、郝樹范、葛仲樸無一不是我學習的榜樣，她們艱苦奮斗、團結友愛，愛護患兒勝于自己的孩子，再忙也不會叫苦叫累。她們開會都是在業(yè)余時間，特別是孫鷗書記常常工作到很晚。有空閑時，我也常望著那燈光遐想，我也要做一個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的好大夫，這就是榜樣的力量。那時，新員工們唯一的娛樂就是在休息日去游泳，從玉淵潭的水閘上游跳下去，順著京密運河，想游多遠就游多遠，然后再看著藍天白云飄回來。有幾次，我看見高高的河岸上出現壽大夫的身影，她向我們微笑招手致意。后來，我得知有流言說我經常和一幫男人游泳，我的區(qū)長馮怡文大夫委托代理主任壽大夫去調查了解，結果發(fā)現我的游伴是婦產科的新員工同學王蘭而已。組織上這樣認真的關愛一個新員工讓我至今銘記不忘。

在我輪轉到傳染病區(qū)時，我的上級醫(yī)師是劉祉恒。在我的印象里，她身穿一身深藍西裝，頸下露出高領紅毛衣，穿黑系帶的半高跟鞋，顯得光彩照人。她思維敏捷，說話很快，對新中國的傳染病和防疫工作有過重要貢獻。有一天，兩個身材瘦小的護士抬進來一個大女孩，兩人合力把她往床上一放，病人呼吸停止了，大家立刻搶救，盡管參與搶救的每個人都恨不得把自己的命送給她，但她最終還是離開了。我記錄了搶救過程，劉祉恒老師看了我的病程，又在下面寫了三行字，寥寥數語包含了病因診斷、搶救措施、死亡原因，言簡意賅，準確無誤，字體漂亮，只用了幾分鐘。她為我做出了質量和效率的經典示范。

王惠然主任每周都舉辦學術講座，并親自講解液體療法，液體療法是兒科治療的靈魂，不懂液體療法的兒科大夫是無法勝任工作的，所以王主任不厭其煩地教會每一個人。他還請來兒童醫(yī)院鄧金鎏院長來院講課。液體療法是個博大精深的專業(yè)領域，脫水、燒傷、腎衰、腦水腫、糖尿病、胃腸減壓、新生兒疾病等，無一例外，都有各自簡練科學的液體療法常規(guī)。鄧院長總是面帶慈祥的笑容，耐心地回答每一個提問，讓我見識了真正的兒科專家的風范。

我們曾經收治了一個以神經系統(tǒng)癥狀為主的白血病患兒，他末梢血象正常，骨髓片也很不典型，很快就死亡了。到了文革期間，他父母來告狀，說我們誤診誤治。于是我們把病歷拿出來翻看，記錄非常完整，各種資料齊全，包括全科討論，血液病專家會診及每天的病情變化?；純杭议L也無話可說了。這個病例是孫積坤主任主持診斷的，由此可見，兒科的管理有多嚴謹。

當年兒科的檢驗室起著重要的作用，它提供給患兒任何急診需要的檢驗，檢驗員叫張明揚，他教會我看第一張骨髓片：如何識別正常的骨髓細胞、如何計數、如何填寫報告單，這張報告單我保存了很多年。如何看異常骨髓片是黃有文主任教我的，每做一次骨髓穿刺把片子送血研室一份，兒科留一份自己看，結果相互參照。黃主任對每種血液病的每個異常細胞都了如指掌，黃主任個性天真，像個大小孩，那些細胞就像裝在他口袋里的玻璃球，隨時拿出來鑒賞，大家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不知不覺就學會了看難度較高的血液病骨髓片。黃主任多才多藝，記憶力甚佳，能一句不差地背誦林黛玉的葬花詞，會唱許多三十年代的歌曲，他說：“生平一大心愿就是出國看看”。退休后他終于如愿以償。

文革后，孫歐書記被委任兒科主任，那時中西醫(yī)兩派還隔閡很深，當我向她提出想學中醫(yī)時，她首先送我一本很精辟的中醫(yī)臨床書讓我入門，親自帶我出中醫(yī)門診，派我去醫(yī)科院參加中醫(yī)學習班，送我去中醫(yī)院進修，讓我成為一個真正的中西結合的大夫，并參加了本院中醫(yī)班的兒科講課。而我正是文革中孫主任對立面的小頭，這些事實的發(fā)生在當時是難以想象的。孫鷗主任真是一個有博大胸懷的科主任。

我所講述的只是母校在培育我的過程中平常和不平常的“小事”。在我生命的重要轉折時刻，楊西萍書記、裘靜書記、秦宇院長、張國珩院長、郭玉蓮主任、黃萍書記、杜朝嵐書記、張華護士長、郝樹范大夫、張勇主任、殷其潭主任、我的朋友房昭及同學都曾像父兄姐妹一樣對我伸出援手，有更多更令我感動的故事不能一一講述。一九九六年，骨科劉宏主任和當時的主治醫(yī)生徐建立大夫只用了一刻鐘為我在局麻下做了股骨頸螺旋固定術，那是在我骨折后二十一天認為沒有希望的時候，再次奇跡般健全地站了起來。

我從北京鐵道醫(yī)學院畢業(yè)后一直在北京鐵道醫(yī)學院附屬的北京鐵路總醫(yī)院工作，對我來說這里就是培養(yǎng)我成為一名優(yōu)秀兒科醫(yī)生的母校，是我成長和發(fā)展的舞臺，母校不僅培育了我牢固的專業(yè)知識，還讓我學習到了先輩們艱苦奮斗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正是有了這些精心的培育，我退休后應聘到南方，在那里白手起家，建立起正規(guī)的兒科，并在行業(yè)內嶄露頭角，做出貢獻。我希望鐵路總醫(yī)院（后更名為：北京世紀壇醫(yī)院）能夠培養(yǎng)出更多年輕有為，敢于承擔風險，在面對瞬息萬變的病情變化之時，能夠迅速作出反應、精準判斷、高效診療的兒科大夫。為廣大患兒造福，為國家的兒科事業(yè)做出更大的貢獻。

（文章收錄于北京世紀壇醫(yī)院建院95周年紀念文集《往事擷英》）

（薦稿：周經志）